1986年春，新华社香港分社文体部的彭燕燕，在一位香港友人的家庭聚会中，遇到了邓丽君。邓丽君对她非常热情。临别之时，邓丽君把她拉到一边，小声对她说，自己很想与新华社香港分社建立经常性的联系，但并不想这件事为外界所知。分社领导研究之后，决定由我负责，与文体部部长韩力和彭燕燕三人组成一个小组，保持与邓丽君的接触。
我当时是中共港澳工委常委、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副秘书长，文体部的工作原在我分管的范围之内。这次确定由我负责，也是为表示郑重之意吧。
我与邓丽君第一次见面，是在跑马地的亚洲饭店。这是一个有新华社香港分社股份的饭店，其中有两层客房是我们专为接待一些特殊客人用的。
当晚7时，邓丽君如约到达。只见她明眸皓齿，光艳照人，比我在照片上看到的她漂亮多了。过了一个星期，邓丽君在麒麟阁酒楼回请我们。从此，我们便成了朋友。每隔一段时间，邓丽君都会约请我们去饮茶。
筹划去内地演出和旅游
我在与邓丽君交往时，发现她从不讳言自己清贫的家世。她说她父亲是个老兵，刚到台湾时，生活相当困难。她小时候不仅割过草、种过菜，穿的都是有补丁的衣服，放学回来，还要在妈妈开的小饭馆里帮工。
她也从不讳言对祖国内地的向往。她很喜欢看香港出版的《中国旅游》，还购买了一套《锦绣中华》大型画册。经过这样几次交往后，邀请她到内地演出，便成了我们谈话的一个主题。她对到内地演出，显得非常兴奋。她还和彭燕燕单独商量出了一个“演出计划”。她明确表示：不愿只出席某个晚会，唱几首歌，而是要举行个人演唱会。
彭燕燕给她规划的路线是：第一站北京，第二站上海，第三站西安，第四站广州。彭燕燕说：“这样，东西南北就都照顾到了。”邓丽君听了很高兴，但表示还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。她说，舞台、灯光、音响这些技术问题，都由她来解决，我们只需要帮她办理到内地举办演唱会的各种手续就行了。
但据我们观察，她在香港其实是很孤独的，很少参加演艺界的活动，很少在媒体上露面，也没有自己的公司，甚至连个经纪人都没有。即便有公司愿意为她筹划，事先也无法保密。所有她的准备工作始终没有落实。最后，这个“演出计划”也就拖了下来，未能实现。
演出计划搁浅，我便问她愿不愿意到内地作一次旅游？她问怎么样才能进入内地？我建议她用个假名，持中旅社的回乡证过关，然后由彭燕燕全程陪同。邓丽君听了这个建议，又兴奋了起来，又和彭燕燕商量起了“旅游计划”。她提出，旅游时间最好在冬季，因为她想看雪，很想在大雪纷飞之际，登上长城。
然而，她的这个计划最终也未能实现。后来她告诉我们，“另纸签证”的办法并不保险，她的一些到过内地的朋友，返回台湾后都受到了审查。
在与邓丽君的交往中，她还说过，最喜欢的中国城市是苏州，很想在那里买套房子，将来要住在那里，每天喝喝龙井茶，吃吃糕点，该有多好。
内地的改革开放，给邓丽君带来了新的希望。她凌乱地给自己编织了许多梦想：驻足长城，憩息水乡，仰望故乡明月，倾听西部天赖，当然更多的还是在亿万歌迷的掌声中，再现辉煌。但一个无形的网始终笼罩着她，她一直都无法冲破。后来，因为某些原因，我与邓丽君的联系渐渐地变少了。1995年5月28日，邓丽君走完了她人生的最后旅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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